子思学派法律思想评价与启示

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研究一向是以孔一孟一荀三段作为研究范式,孔孟间一百多年的思想断痕,使后代学者困惑不已。郭店竹简的面世为世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,孔孟之间的思想空缺得以填补,影响深远,意义重大。有学者甚至说整个中国哲学史,中国学术史都要重写。

子思学派法律思想的儒法融通

思孟学派所体现的心性之学令无数学者为之振奋,其中的文化资源体现了早期儒学发展的多样性。这种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儒家思想的纵深发展上,在同一时代思想的横断面上也有所体现,其典型的例子就是儒法融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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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思之时,儒与法尚未分道扬,还能够友好相处。须知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怪曾经学于子夏,另一位代表人物吴起学于曾子。虽不敢说法家由儒家分化而来,其中从儒家汲取了大量的资源应该是可以肯定的。

子思的学术也曾学于子夏和曾子,这在前面已经论述,子思的思想中也免不了儒法融通的痕迹。这并不是说子思汲取了法家的思想,而是法家代表性的思想在子思的思想体系中也有所体现。子思的法律思想的主体依然是对儒家的继承和发展,其思想的继承又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,时代特色鲜明。那么子思的法律思想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?

就子思法律思想而言,一方面是缘于当时社会之政治经济环境,另一方面则是脱胎于自身思想体系。其中对于犯罪原因及其预防的探讨,以及大罪诛之、小罪赦之的刑罚主张与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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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人性论出发,探讨人的犯罪动因

《性自命出》一篇使我们有幸认识到先秦时期的心性之学,从根本上扭转了人们对于儒家性、情的传统看法。学界对于子思心、性、情己有很多探讨。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,子思从人的本性出发,以好恶言性,透过人之本性探讨犯罪的原因,使我们不得不佩服先秦时期儒家学者思维的深刻性。

人的本性虽具有同一性,但是心却没有固定的志向。故简文云:四海之内,其性一也。这个性是具有天然的情气,喜怒悲哀是人的一种天然本性,但是这个本性,会有好恶的倾向,其原因就是外界事物对人的诱导。

当外物符合人的欲望时便会有喜的自然情气,产生好的倾向。当外物背离人的欲望时,怒与悲的情气就会激发,进而有恶的性情。人性中本有善与不善之判断倾向,需要外部事物激发才会显露,故言:所好所恶,物也。从本性出发,推导人的趋利避害之心,这在儒家思想中也较为常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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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礼记·礼运》中的美恶相当于子思的好恶之心,皆藏于人的内心深处,并不表现出来。同简文中的人之虽有性心,弗取不出思想相近,都尊重人的本性,承认人的本性有好恶的倾向,但并不带有批判之意。

另外,简文中提出了善与不善的概念,与好恶相比,善与不善是以人作为对象,受外界情势所影响,二者体现了正反两方面的判断倾向。简文既心的这种不确定性,又主张以道德教化来矫正人的本心。

《论语·阳货》日: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又《荀子·劝学》云: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,生而同声,长而异俗,教使然也。人性相同而教化积习使之相异,肯定了教对于本性的矫正功用。对于人的本性来说,则需要以诗、书、礼、乐进行教化,行潜移默化之功,使人的本性能够向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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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之好恶,受外物激发则有好利恶害之心,受外界所影响,为一己之私利,行不善之事以至于违法犯罪。从人性论出发解释人的犯罪动机是回归人类本体的表现,承认人的趋利避害之心,主张以道德教化矫正人之本心,这反映了子思对于人性犯罪的深刻反思。

从中庸方法论出发,提出大罪诛之,小罪赦之

子思在《五行》一篇中提出了大罪诛之,小罪赦之的刑罚主张,从传统观点来看,秉公执法是儒家所提倡的。孔子称赞叔向执法公正,对于其家人也能够依据法律来公正判罚。从司法的公正性来说,无论大罪、小罪都应该秉公执法,民众所犯小罪也应该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惩罚。子思既然主张赦小罪,对于民众小的罪过,以宽容的心态处置,就是在中庸思维方法指导下的变通。恶与善是道德的两端,大罪与小罪是犯罪程度的两端。

子思主张大罪诛之,小罪赦之就是驾驭犯罪程度的两端,以诛、赦作为调节的手段,突出中的中介作用。小罪赦之是为了让民众能够免于滥刑,以宽容之心来感化民众,通过礼的教化使人悔悟,而不陷于刑罚。诛杀罪大恶极之人,是为了维护法的权威性和民众的广泛利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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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罪诛之,小罪赦之的中庸方法论,一方面恰当调节了当时的刑罚泛滥之趋势,使民众能够免于繁刑,进而人心欢悦;另一方面又能体现统治者的慈悲和怜悯之心,感化民众,使民众有向善之心,能够爱亲、爱人,而达于仁。

以六位六职六德为系统的定分止争观念

《后汉书·袁绍列传》记载袁绍有三子,长子袁谭长而惠,季子袁尚少而美。因袁尚姿容出众,袁绍有意将位传于袁尚,大臣沮授认为不可乱嫡庶之别,自此我们知道子思亦曾有定分止争的法律思想。

《吕氏春秋·处方》肯定了定分的重要性,也同时指出欲定分必先正名。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曾经提到儒家对于定名分的一贯主张。儒家以正名为手段,其宗旨是要在天下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,做到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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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郭店简《六德》一篇中,子思以六位分述六职,其实就是对于正名主张的延续,其中对于六位的研究已有很多,兹不赘述。六职中的率、使、教在六职处于主导地位,从、事、学处于从属地位。可见《六德》篇中不仅规定了名分的内容,还规定了其所代表的职位及其从属关系,其体系相当严密

正名主张不仅为儒家所提倡,法家亦有类似观点。从《韩非子·忠孝》看,我们可以知道先秦时期,不仅儒家注重君臣、父子、夫妇正名,法家亦相当重视。这种名分之常道,其作用在于对社会秩序的有效安定。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:儒家坚持用礼作为限定名分的有效手段,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当时最本质的常道。

子思处于春秋到战国的大变革时期,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探讨过这个时期的特殊性。子思主张的正名,就是为了使得社会各阶层名分得以确定,然后能够各司其职,各就其位,防止膺越违礼之事的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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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
综上所述,子思的一系列法律思想,始终未脱离自身的思想体系,其思想缘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所引发的反思,体现了子思思想中外王的一面,也体现了其思想中内圣与外王的贯通。正是因为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学习相关的知识,我们才能更深刻的去体会子思的思想深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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