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分是中国法律起源的重要途径之一，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定分思想一般认为是法家的代表思想。
定分止争的法律主张
《商君书·定分》篇中有着详细的论述，写道:一兔走，百人追之，非以兔也。夫卖者满市而盗不敢取，由名分己定。名分定，则大诈贞信，民皆愿惹而各自治也。夫名分定，势治之道也;名分不定，势乱之道也。
可见若是未有定分观念，民众则不知其位，不明其则，乃至于相互纷争，社会秩序失和。其中兔走于街的故事就是明证。《后汉书·袁绍列传》记载袁绍有三子，长子袁谭长而惠，季子袁尚少而美。因袁尚姿容出众，袁绍有意将位传于袁尚。大臣沮授认为不可乱嫡庶之别并云:《子思子》、《商君书》并载其词，略同其实。
自此我们知道，《子思子》一书也曾记载兔走于街的故事，此事出现于《子思子》确实让我们感到惊讶，须知定分止争向来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思想。《子思子》一书作为子思思想阐发的重要文献，我们不得不怀疑其援法入儒的倾向。由于传世的《子思子》文献并未有兔走于街一事的原文记录，因此很难深入了解子思的定分思想，只能借助于其他文献窥其一二。
名分不定则万事乱，文中将定分思想作为治国的主旨。《吕氏春秋》乃是集各家思想之精华，定分思想能被写入其中，可见定分对于安邦治国的功用。其中的定分就是对于职务、地位、本分的规定。先王之法，使众人各司其职，各司其位，上下有别，尊卑有制，主客有分也。
天子、诸侯与大夫;遍子与庶子;妻与妾皆有上下尊卑之分。若尊卑失序，以礼制建立的社会秩序便会乱套。故疑生争，争则生乱。所以说治天下及国，在乎定分而已矣。《后汉书·袁绍列传》中袁绍大臣沮授进谏要袁绍分清长幼、嫡庶之别，而免于不必要的纷争。所引兔走于街的故事，就是用来说明上下有别，各司其职的重要性。
儒家、法家都以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，法家的定分就是规定不同人群的职务、地位、本分、职责等，这与儒家的正名不谋而合。儒家深知定分的重要性。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中，名分定排在第一序列，并成为礼乐、刑罚的先决条件，可见定分思想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也是极为重要的。这里的君臣、父子，就是正名的具体的内容。
既然定分思想能够定尊卑，使民众各司其职，稳定社会秩序，被纳入子思的思想的体系中也是理所当然。郭店简《六德》篇认为在社会伦理中以夫妇、父子、君臣六位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，六类人各司其职，便有六职之分，与六种职位相对应的是六种不同的道德要求。六位、六职、六德的思想，本身就是定分思想的延伸，它规定了不同人群的权利和义务，其目的在于建立等级分明的秩序型社会，具有鲜明的法律思想特性。
德礼为主，刑罚为辅的礼法观
礼法与德刑一向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。冯友兰先生曾经指出:春秋时期在社会思想层面，主要是围绕着‘法’和‘礼’这个问题进行的。三代以降，礼崩乐坏，违礼潜越者无数。主张入世的儒家学者，对于如何维护社会秩序，保持宗法制的稳定，提出不少观点。
《论语·为政》云: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这是《论语》一书中最能代表孔子礼法观念的语句。在孔子看来，如果专以刑罚治民，人民只能暂时的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。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他们，人民不但有廉耻之心，而且人心向善。德与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执政思路，但并不是说舍此即彼，其关键在于孰为主，孰为从。
胡适先生在其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，曾提到礼与法的区别，他指出:儒家的‘礼’和后来法家的‘法’同是社会国家的一种制裁力，其中却有一些分别。第一，礼偏重积极的规矩，法偏重消极的禁制，礼教人应该做什么，应该不做什么;法教人什么事是不允许做的，做了是要受罚的。
第二，违法的有刑罚的处分，违礼的至多不过受‘君子’的讥评，社会的笑骂，却不受刑罚的处分。第三，礼与法的施行的区域不同。‘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’礼是为上级社会设的，法是为下等社会设的。从胡适先生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礼注重于道德教化和犯罪的预防，而刑注重犯罪的后期惩戒，二者结合才是执政的正确之道。
孔子主张德主刑辅，宽猛相济，恰恰体现了德刑相辅，以礼为主，以法为辅的执政思路。德主刑辅一直是儒家的一贯主张，忽略道德教化而专注于刑罚，则会将群众引向犯罪的深渊。《论语·尧日》言:不教而杀谓之虐。
孔子将其归入四种恶政之一，不加教育便进行杀戮就叫做虐，反对专于刑杀的手段，主张教而后诛，重德轻刑。时代发展到子思的时候，德主刑辅观念依然强烈，这当然与其时代背景有关。
荀子批评战国之乱世时，爵赏蹄德点明了此时的执政者以爵位和财富来激励下民。以外部的物质欲刺激民众的行动，民众皆以好利为目的，道德缺失，民风不古。以军功授爵，视爵级赋予特权，从而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伦秩序遭受重创。
以族论罪反应了刑法的严酷性，一人有罪，三族皆夷。三族指父、母、妻三族，这种以血缘关系结盟而成的家族，少者十几人，多者几十人。可见这种刑罚是多么的残酷，又是多么的无情。
《商君书·赏刑》言: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，罪死不赦，刑及三族。这不仅反映了统治者专于刑罚之治，更体现了其严刑峻法，以刑去刑的法治思路。这一时期的执政思路，显然己经与春秋时期有了很大的改变。
子思是一位实践者，早年在卫国做官，后来去了鲁国受到鲁穆公的重用。子思对于执政的得与失，有着清醒的认识，故对统治者专于刑罚之政的弊端也是了然于胸。从文献资料来看，子思对这一时期的执政之道，有着更为深入的思考。
今本《缎衣》与简本相比较，少了《诗》的内容，却多了是以民有恶德，遂绝其世的点睛之笔。从思想的逻辑性来说，今本《绷衣》优于简本《细衣》，更能突出作者对德礼的重视和对刑罚运用的谨慎。
《缎衣》开篇点题，将德之教化放于段首，提出主张，这与孔子德刑思想相似又有所不同。《论语·为政》载: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然在子思文章中，将德礼置于政刑之前，既然二人都是德主刑辅的思想，一前一后又为何意?子思开篇点明，为政者要以德治国，这反映了对德礼的呼唤更加迫切。
子思生活在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时期，顾炎武形容春秋与战国的不同时，可见战国之时，统治者不再重视传统的礼乐制度，这就是子思比孔子更加呼唤德、礼的原因。文章单刀直入，以免统治者不能晓明子思的意图。
子思生活之世，民风不古，刑罚猖虐。子思作为治民之官，深知专于刑罚所带来的恶果，于首章不容任何质疑的态度，表明为政以德才是治国的正确之路，而不是再对德与刑进行抉择。其坚定的口吻深入人心，继而又阐述了子以爱之、信以结之、恭以往之的积极做法，劝导统治者要以身作则，践行德礼教化。
简本最后引用《吕刑》话语，意在说明苗民尚刑所带来的后果，以劝诫后来的执政者。今本《绪衣》最后的总结，告诫统治者要慎用刑罚，以反面教材警戒统治者，务必要教之以德，这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。
《礼记·坊记》言:子言之:君子之道，辟则坊与?坊民之所不足者也。大为之坊，民犹蹄之，故君子礼以坊德，刑以坊淫，命以坊欲。其中仍是将德礼置于政刑之前，刑之功用在于防止民众的淫邪观念，这与《缎衣》所代表的思想相符合。
结语
《绪衣》一篇中的礼法思想是对传统儒家德礼为主，刑罚为辅思想的继承，其中对德之教化的重视又体现了子思思想的时代烙印。刑罚手段的滥用只能引起民众的反感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辅助保障，不可能使众人从内心接受。子思主张德礼为本乃是对于当时社会形势的深刻反思。
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联系删除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