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法律是中性的

原标题:法律是中性的

法律从确立以来就是为了伸张正义而存在的,应该具备褒义的特征。但是,随着社会的发展,人们看到法律并非是褒义的,有时候法律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,并不能褒扬良善,惩罚邪恶,甚至还会让一些善良的人受到伤害。如此一来,法律也就不具备什么善恶的属性,而是中性的,只是一种限制或惩罚规则,要保证制度上的正义,实行起来,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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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正义并不等于事实正义。譬如一个人到衙门去告状,本身就有理,却因为缺乏证据而输掉了官司,那么,所有的审案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,没有人主观作恶,也没有人偏向恶人,但审案的结果就是让善良的人吃了亏。只能归罪善良的人不懂法律,不懂证据的重要性,以至于输掉了官司。要是他们并不轻信别人,从一开始就注意搜集证据,恐怕早就打赢了官司。

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确立的,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生,并且分层次实现,对人们区别对待,也就是从来不会实现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情况。统治阶级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,而被统治阶级却不能逃脱法律的束缚。官僚们可以串通一气,在法律层面上动手脚,典型的就是,一个官员要被贬了,很多官员都为他求情,那么,皇帝就会酌情赐罪,甚至不怪罪于他了。要是富商犯了罪,被查出来了,要不是皇帝震怒,一般情况下,富商出钱,就可以买通官员,免罪消灾。至于犯了罪的普通老百姓,基本上都会被法办,而不会有什么通融的说法,要想获得通融,就要掏钱来免罪。《水浒传》中很多人都掏钱实现了免受处罚的特权,林冲花五两银子买通了官营和差拨,免去一百杀威棒之苦,宋江更是随身带着银子,走到哪里打发到哪里,即便戴罪发配,也没受多少苦。至于张督监出钱要害死牢内的武松,卢俊义的管家出钱要害死牢内的卢俊义等也都是用银子说话,并不会把法律当回事。而古代以德治辅佐法治的思路基本上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,也给官员们提供了很多权力寻租空间。到头来受苦的还是老百姓,而有权有钱的人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,逍遥法外,胡作非为。古代法律其实就是确立一种威权化思想,只为统治阶级服务,却不一定为老百姓服务。社会财富集中到统治阶级手中,经济发展要靠统治阶级的协调,很难说法律就是邪恶的,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生的。当然也不能说古代法律是善的,毕竟没有完全惩恶扬善,也没有做到公平公正。古代法律具备道德属性,随意性比较大,尤其是执行的时候,顾及道德,就一定会出现贪赃枉法的行为,并且不容易监督。也就是说,古代法律本身不具备善恶属性,只是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,往往让人们失望,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失望了。

现代法治的意义并不是为了确立社会威权思想,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,调整社会关系,使人们生活比较协调,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。从这个角度上看,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,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,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,更不是依靠权威来判断,依靠权力干预来判断。中国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,或许有经济不发达的原因,而以西方为蓝本,构建一个法制与经济发展间的因果关系,就很可能回避了法律的效率和可行性问题,也有可能把立法者的观点作为永恒的最终真理,也就重蹈了希望为他人立法的威权思路。人们理解的法律大多都是记载法律的法典和司法人员以及机构,却忽略了对这种制度的有效运作起决定作用的那种非正式的规则。人们形成固定习惯之后,会阻碍法律和政令的贯彻,要想彻底实行,就要使用更大的国家强制力,即便如此,也不一定能够贯彻下去。在过去几十年之间,法律贯彻的最大成功在于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,也让法律具备了一定的权威性。但是,精心策划的立法或者从外国移植过来的立法大多水土不服,很少能够获得成功。破产法就是一例,没有全面实施就不得不重新修改。尽管人们都对法律抱有极大的希望,希望法律能够具备褒义属性,能够伸张正义,为民除害,但法律并不能保证每个案件的具体结构都是合情合理的。而社会发展到现在,法律的移植是在所难免的,但我们要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来移植和改造,还要弄清楚法律到底是为了谁而生,对谁有利。

人们赋予政府权力,政府引用法律要对人们负责。虽然中国古人和今人都厌讼,要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趋利避害,不愿意为了打官司破费钱财,但现代法律确立之后,应该引导人们为了争取自身权利而诉诸法律,进行普法宣传,提高公民权利意识,更要提供一种诉求途径,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,来让人们实际获得权利。

法律是中性的,设立之初就是以每个人都要违法为前提,视每个人都是恶人,设立底线和惩罚规则。要是对法律抱有很大的幻想就错了,而瞧不起法律,认为从来都没有公平和正义也就错了。现在毕竟不是古代,当人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,还是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吧,但前提是懂法,守法,而不是一个法盲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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